韓國之后，印度也開始“抱團”了。

近日，印度生物科技大展（BioAsia）于海德拉巴國際會議中心舉辦，展會有兩點引起了行業注意：

一是跨國藥企進一步加大了對印度的投資力度。安進在海德拉巴投資2億美元建新中心、雇用2000名員工，專注于應用AI和大數據科學來開發藥物；默沙東在印度擴招，員工從1800 人增至2700人，并設立了新技術中心。

二是印度11家本土CXO企業聯合成立了一個創新制藥服務組織（IPSO），成員包括Syngene、Aragen Life Sciences、Piramal Pharma Solutions、Sai Life Sciences等，旨在提升印度在全球CDMO市場的競爭力，爭取更多國際大藥廠的合作訂單。

這不禁讓人想起了去年6月的一件事：彼時韓國總統辦公室表示，由韓國、美國、日本、印度和歐盟共同參與的民官聯合“生物制藥聯盟”在美國圣地亞哥正式成立。

表面上，幾個國家和地區“組團”是為了提高行業經營效率，實際用意卻是將中國的創新藥及供應鏈排擠出去，單建個群自己玩。

早有業內人士預測過，中印雙方未來將進入醫藥全產業鏈競爭時代。如今韓國“建群”后不到一年，印度內部也加強了聯動。全球虎視眈眈之下，正在崛起的中國CXO究竟該如何應對？

印度抱團

值得注意的是，本次印度新成立的創新制藥服務組織（IPSO）中，包括Syngene，Aragen Life Sciences，Piramal Pharma Solutions等，有不少都是歐美藥企“扶持”起來，為了減少對中國CDMO需求的企業，他們共同具有技術能力較強、成本相對較低等特點。

以Syngene為例，其已從CRO漸漸發展成為全方位的CDMO，建立了涵蓋包括小分子、生物制劑、抗體藥物偶聯物的全面能力體系，營收規模近幾年增加了25%-30%。前不久，澳大利亞銀行集團麥格理還給予了Syngene“跑贏大盤”的評級。

再比如Aragen Life Sciences，員工數量過去五年幾乎翻倍，全球最大的10家制藥公司中，有7家是Aragen的客戶。

這一切都離不開地緣政治沖突導致產業轉移的大背景：2023年?，中美博弈加劇，“China+1”概念引起熱議，越來越多的海外客戶開始尋求將印度納入其供應鏈。?2024年?，印度與美國深化技術合作，通過iCET機制推動國防、醫藥等領域的供應鏈轉移，進一步鞏固了印度“替代中國”的定位。

期間，印度CDMO行業都因訂單轉移獲得了階段性增長：2019-2023年，印度CDMO營收總體呈上漲趨勢，年復合增長率為10%-20%，凈利率約為15%-20%，主要收入來自北美和歐洲。

波士頓咨詢一份報告表示，印度CRDMO行業正處于轉折點上，目前市場價值約40億美元，到2035年有可能增長7倍。

除了CDMO領域之外，近幾年在原料藥領域，印度也一直在尋求和中國的“脫鉤”。

疫情期間，印度曾做過相關統計：印度每年從中國進口約1740億盧比（約174億元人民幣）原料藥，占其全部原料藥進口總額的約43%，許多關鍵抗生素類原料藥對中國的依賴程度甚至接近100%。隨著新冠疫情突襲，中國原料藥出口停滯，印度市場上幾種常見原料藥價格漲幅高達50%-200%，帶動部分成品仿制藥價格飆升。

這讓印度政府開始思考不能過于依賴進口的問題，頒布了原料藥及關鍵起始物料的生產關聯激勵計劃（PLI），鼓勵加大原料藥和醫藥中間體的本土化生產力度，數年間撥款數十億美元，鼓勵印度私營公司和外國企業開始生產原本嚴重依賴中國生產的50余種原料藥。

在上述一系列激勵政策刺激下，印度原料藥行業一度成為了資本的熱門目的地。據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匯編數據顯示，2021年印度原料藥行業的并購和私募股權交易翻了一番，達到7.95億美元。2020年這一數字還只有2.93億美元，疫情前的2019年，則僅僅為3000萬美元。

據穆迪印度子公司評級機構ICRA Limited的估算，十年后，印度對中國原料藥的依賴將減少35%。

種種“大勢”的催化下，IPSO應運而生。企業之打算聯合起來，抓住機遇，敦促印度政府消除監管障礙，加快重要原料藥進口審批，解決在擴充人才規模、建立一級供應商生態系統、開放資本渠道、制定行業友好型政策和法規上的一系列問題——比如在原料藥進口審批時間方面，印度企業通常需要8到15天的時間來啟動項目，而中國同行則可以在3天內完成。另外，由于缺乏集中的、數字化的清關系統，審批經常延遲。

最終的目的，自然是進一步提升印度CRDMO的國別競爭力，與中國分庭抗禮，乃至替代。

中國CXO怎么辦？

早在去年6月，韓國、美國、日本、印度、歐盟，成立“生物醫藥聯盟”消息一出，就有悲觀者就直言這是對中國創新藥及供應鏈的一次全面“圍剿”。

畢竟，幾大經濟體在全球生物醫藥行業的分工實在過于鮮明，甚至可以做到“各司其職”：以美、日、歐盟為代表的全球創新藥研發第一梯隊，三星生物等為代表的韓國CXO企業；印度則供應了美國60%以上的過專利期仿制藥，生產的500多種原料藥有60%銷往國際市場。

可以說，高、中、低端產品、原料藥與供應鏈都聚齊了。

其實這五個經濟體之間彼此本就存在競爭與矛盾沖突，然而面對新崛起的中國生物醫藥產業，多方“合縱連橫”，只為壘起一座不可逾越的城墻。

如今印度內部進一步整合發力CXO，預示著一場全球CXO的決戰時刻已經悄然打響。

對這場戰爭的結果，行業里分成了涇渭分明的兩派意見。

悲觀者認為，近年來，隨著印度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以及人口數量的增長，低成本、高學歷人才數量逐漸上升，加之較低的人均薪酬，印度的“工程師紅利”也愈發顯現。而在國際化方面，印度也具有更大的優勢。

一篇名為《中印醫藥產業競爭力比較研究》的文章中提到，印度大型制藥企業在建立之初就重視國際市場，企業管理體系和質量體系都按照歐美標準建立，配套完整的運行稽核查體系，符合美國FDA、歐盟、世界衛生組織等認證的需求。

樂觀者則認為，印度CDMO公司尚無法對于中國同業進行有效替代。原因有三：

首先，印度的CDMO公司在收入規模、員工人數、基礎設施投入、質控能力等方面均與中國同業存在較大差距。

其次，中國的“工程師紅利”是在認可藥品專利保護、完蓋的基礎建設等背景下所特有的顯著優勢，印度則因為高等教育產業的快速擴張，人才質量是否能得到保證存在疑問。

最后，中國小分子CDMO的競爭力依舊強勁，增速整體仍快于印度。具體從2024年Q3業績來看，藥明康德化學業務（扣除新冠影響）增長26%，博騰股份小分子業務（扣除新冠影響）增長29%，康龍化成小分子增長21%，凱萊英（扣除新冠影響）增長19%。同期歐洲代表性小分子CDMO增長放緩，印度增速減慢且出現負增長趨勢。

目前趨勢的發展似乎更加傾向于后者，由于技術積累、質量控制等能力尚未完全匹配國際標準，印度CDMO的規模化發展仍舊受到制約，印度頭部企業曾公開表示，其客戶數量實際并沒有快速實現大幅增長。

全球的“圍剿”似乎也并未對中國CXO的獲客造成顯著影響。2024年前三季度，藥明康德新增客戶超過800家，維持現有超過6000家活躍客戶群。截至2024年9月底，公司在手訂單438.2億元，同比增長35.2%。

再看藥明生物，2024年上半年新增了61個項目，其中一半新簽項目來自美國，在手的總項目數來到742個，相比2023年上半年還增長了不少。

藥明生物首席執行官陳智勝在中報業績會上表示，現有項目方面，僅有1個美國?biotech客戶正在考慮將現有臨床階段項目移出藥明生物。在公司600個客戶里僅有50個在法案被引入后表示擔憂，顯示其服務能力的獨特以及帶來的高客戶粘度。但也有美國的本土調研表示，不少跨國藥企考慮將原有合作訂單分散出一些給到其他供應商。

當下，印度的CXO行業規模只有中國的十分之一不到。藥明生物盈利能力是Syngene的7倍，而市值僅是Syngene的兩倍。即使藥明系不能開展美國的基因療法業務，個別被印度公司拿去，CXO的要素資本投入和工程師都是需要時間和土壤積累的。藥明一年的資本投入是印度公司的10-20倍，這些差距當下都未被市場合理反映出來。

而藥明一直踐行的“跟隨分子”策略，即從早期挖掘藥物研發全過程的價值，從CRDO擴展到CMO，未來的發展亦不容忽視——如果所有初創公司都選擇藥明并保持合作，那么未來所有的CMO工作都會被藥明占據。

歸根結底，CDMO的壁壘在于高質量、經過多個項目驗證、有豐富的成功經驗，成本優勢其實并不是全部。